好久没有更新了。前些天买了新的皮沙发、HDTV和Wii。Wii 要人多才好玩,单纯玩网球几天就腻了,于是打入冷宫。沙发曾经犹豫再三,因为这边的中国学生学者一般沙发都买二手的,因为不断有人回国,能以很少的价格买到不错的东西,另外,自己也不定哪天就回国了呢,所以没必要买新的,我觉得这理论有道理,于是之前买了个30美元的旧沙发,可是几个月后,发现它完全不能发挥沙发的功能,原因是,大概我有点洁癖吧,加上它是绒布面的,我总觉得布的纹理里面暗藏大量螨虫和细菌,于是连坐在上面都只坐半个屁股,坐完还要换条裤子才敢坐在床上,万一又要回到沙发上,还要换回脏裤子,这样简直是在受罪,更别提我对沙发的理想想象了:穿着睡衣半躺半卧在上面,拿本书在落地灯下看,同时开着电视,边看书,边看电视,看累了,就在上面完全舒展全身,伸个懒腰,头枕着胳膊凝望窗外的蓝天白云。。。。。呵呵。。。这也不能说是我的奢望,估计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,以前在家也是这样啊,怎么到了这里反倒退步了呢?其实,究竟在san diego能呆多久,谁也无法预料,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,对,万一一两年后就要搬去别的州,那500刀的沙发可能要贬值到100了,但是,我至少还享受了一两年呢,人生几个一两年?500美元让生命中的一两年舒适些,还是值得的。。。。于是,就买了。。呵呵,事实证明,一点没后悔,真舒服啊!
前几天,又买了个二手DVD,又是一个postdocotor回国,才12刀,还能放录像带,DVD这种东西买二手的没啥问题,不和身体接触。然后去ucsd的图书馆借了《希区柯克全集》,一共好几碟,一碟就有2个多小时,好几个短故事,本来很期待(可能原来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全集吧)不过看了不到一碟后,稍稍失望,总觉得像在看话剧,演员的表演都有点夸张,呵呵,可能还是当时的电影表现手法不够先进吧,不过剧情有一些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的,这可能就是希区柯克吸引人的地方吧。
除此之外,最近从ucsd的图书馆借了大量的书。本来也办了社区图书馆的借阅证,可是,借了两次就不打算去了,因为,书大多是英文通俗小说,dvd都很老,种类也少,摆放位置也不按顺序凌乱不堪,然后外壳都油腻腻的特脏,放出来有些不像是dvd的画质,倒像vcd。所以,还是打算从ucsd借。另外,从ucsd借书还有一个好处:用某人的卡,书可以借一年(我的只能借28天),dvd只能借4天,不过书和dvd都可以在网上request以后,选择一个离某人实验室近的图书馆pick up,这样,我就不用跑来跑去了,我在家里电脑上定好,某人下班后顺路一取就行了。就这点而言,我也希望某人继续在大学里做研究,如果以后去了公司,可就没那么多好的中文书看了。
最近看的好书有:《我的入狱》(戴晴)、《刘宾雁自传》。最早知道戴晴,是看一个回顾六四的纪录片,知道她曾是光明日报记者,六四时声援学生后,入狱过1年。在那个纪录片中,采访了好几个当时的参与者,我唯独对她的印象非常深。主要是她说话思路异常清晰,现场录音基本没有废话,观点十分鲜明尖锐,表情生动,咬字很清楚,字正腔圆。当时我在上海,看完后,上网查她的作品,好像没有找到,这也是意料之中,估计大陆不能出吧。前段时间,我在ucsd 图书馆4楼(东亚类)找书,无意间看到这本《我的入狱》,喜出望外,回来一看,果然非常棒,文笔很好,简练生动,很吸引人。《我的入狱》其实很短,之后还附了她的两篇研究类作品《王实味与〈野百合花〉》及《储安平与“党天下”》,材料翔实,脉络清晰,也非常棒。
《刘宾雁自传》刚看了一半,不过也是算是我这些年看到的最好的书之一了。我通常喜欢在公交车上看,好几次,都激动得在公共场合要强忍住泪水。其实,刚看完《前言》,我就预感到这是本好书了,忍不住用笔把《前言》抄了一遍,现在再录入于此:
一个人走上什么样的生活道路,往往并不取决于自己——既不取决于他的天性,也不以他的愿望为转移。至少,在二十世纪动乱频仍的中国是如此。
我生来是一个爱幻想、有几分怯弱又不善社交的人。在正常的环境下,我多半会成为一个离群索居的诗人,或埋首古籍的学者。我的父母、我童年的伙伴和我本人,绝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上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,成为全国闻名的政治罪人之一。更不会有人猜到,三十年之后,我会重蹈覆辙,第二次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,在全中国遭到最剧烈的谴责和批判。
除了短暂的出国访问外,我一直生活在中国: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。然而汉人中有如我这样际遇的人,却又很少很少。我做了许多汉人都会去做的事,但我又确实做了一些一般汉人绝不会去做的事。而无论前者或后者,又都是中国的社会潮流驱使我去做的。我一生中的两次政治悲剧,都发生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。
很多中国人为我的不幸感到悲哀和惋惜。我本人呢,却觉得是一件幸事。我的第一次厄运,发生在一九五六——一九五七年历史为中国提供的第一次良机被错过之时。我作为百万名右派分子之一,不过是较早地分享了几亿人一九五八年之后的厄运。我第二次遭难的一九七八年,中国已走上任何人无力扭转的改革道路:中国命运的这一转折,使我这个“受难者”非但没有遭到什么苦难,反而得到了我愧于接受的许多恩宠。因而此刻当我写这几行字时,我觉得自己是中国最幸运的一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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